一
贱民政治是这样一种交换：它必须将社会分成两个部分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；统治者想方设法使被统治者成为奴役的对象，同时，被统治者也随时令统治者感到恐惧，最终，统治者同样成为贱民
所有心怀恐惧的人，不可避免的成为贱民。贱民首先是一种心态，在贱民的认知中，个人的存活是一个无底线的事件，这种存活包括忍受各种极度的难堪以及深刻的恐惧。无论是面对安全问题还是剥夺问题，也无论是尊严的丧失还是身体控制权的丧失，这些极限式的体验，考验了一个个个体生命可以忍受的极端状态。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，贱民心态得以确立，一种贱民的哲学观出现了，在反复压制的三千年长度的东方系统中，贱民们被一言以蔽之：“好死不如赖活”。
这样一句精辟的总结，可以作为贱民心态的写照。一旦将贱民心态上升到全体性、国民性，也就是说只有贱民心态才可以塑造一种国家心态时，这便完成了一种政治气候的大循环，这种大循环形塑了双方，使之成为一种大自洽。我们常常斥其为“麻木、无耻”，并将其作为国民性的一种精神写照。底层贱民表现出的心态正是麻木，麻木者既不幸也不争，安然于现状，以同样麻木者作为生活参照和心理安慰；而高层贱民表现出的心态则是无耻，他们为所欲为，有合法的挡箭牌，能够调动资源、发动手下的人员互相监视、互相争斗。其主要表现是“发动群众斗群众”，以此缓解恐惧心理，否则，群众极有可能联合起来“斗地主”。
二
其次，贱民并不知晓自己是贱民。贱民具有一种底线思维，这种底线思维一再坍塌，但又被迅疾重建。贱民认为杀头、流血、流放等等过去的事件，才是无法忍受的底线。而一旦这些事件真的来临，他们又会认为，这些事件的深度和广度，不如早古时代的那些事件，因此仍然可以忍受。
同时，高层贱民认为自己奉行的是贤人政治，或者说是理想政治。高层贱民将一切统治术包装成贤人政治的样态，其目的是以此进行一种自我催眠和自我感动。高层贱民甚至会省吃俭用、苦修度日，表现出一切为了奉献的情态。但有一个基本核心不会动摇，那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掌控权、对生杀予夺的裁决权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分配权。高层贱民也不可能洞察到自己是贱民，因为一切的表象都是如此杰出，如此随心所欲。但是，只要他内心仍有恐惧感，他便仍是贱民。这种恐惧来源于对自身权力的不自信，以及对任何他人的不信任。这种任何他人包括亲密的对象、家族的成员，以及看起来忠心耿耿的部下。越是这些人，最终越有可能挑战他的权威，使其丧失他原有的果实。
三
对于一种贱民政治，是不需要“弱民”、“愚民”的。因为无论是高层贱民，还是底层贱民，他们同样笼罩在这样一个政治生态中。其主要手段是：自欺，使自我感动；欺人，使他人效劳。既便是任何带有强国色彩或智性主义的策略，它也已经是弱民、愚民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主观上的强民、智民的方针，其最终也会滑向弱而愚的深渊。因此，任何一项强民政策，在这个自洽的系统中，也不过是一项恐惧的方针：再肥的羔羊，终于是待宰的羔羊。
贱民政治，完全不需要弱民、愚民，正是因为其本质的突然性、猝不及防性、忽然发作性、秋后算帐性。贱民政治中，最终决策者控制着一切，于是担心一切都失控。就像农夫担心一夜之间狂风暴雨大作，以致庄稼歉收。由于想控制一切，因此，高层贱民并不愿意建立一个法律构架下的自运行系统。高层贱民愿意亲力亲为、任劳任怨、日理万机，享受工作的乐趣。因此，高层贱民倾向于把自己累死，也不愿意释放出去权力。
高层贱民就是底层贱民的“天气”，但高层贱民的“天气”又是什么呢？高层贱民预放两种天气的突变：一种是来自底层贱民的小气候，可能发酵成某种导火索；另一种是来自国际气候的变化，当有一种非贱民政治的参照系普遍存在时，或者说当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常识时，高层贱民便很难自圆其说，不得不进一步陷入恐惧的深渊，总想抓住什么以能够益寿延年。其极有可能的方式便是：掩耳盗铃、图穷匕见。
四
贱民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。他们不关心自家的生计，反倒对国家的兴衰津津乐道。他们并不具备同理心，是共情能力贫瘠的一个群体，因此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，甚至当作快乐的来源：旁观他人的施虐。在他们有限的视野中，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出奇地冷漠，但又对熟人社会出奇地警惕。他们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互相的轧辗中，而从不发展他们的道德和智力。但他们又常常挥舞道德的大棒指责别人，以便满足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和浅薄的崇高。
贱民是一个挣扎的群体，他们在苦苦挣扎中找到乐趣。他们总期待有一些变化发生，只有在变化中，他们可以找到投机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无论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。只要有变化，就意味着板结的土壤可以重新松动，也意味着游戏规则得以改写，某些利益将重新分配。因此，贱民从来不拥有长久的规划，他们总是抱着苟且的、放任的心态。贱民是典型的代表，混一天算一天。因此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，满足于吃吃喝喝，吹牛聊天。他们几乎不具备钻研任何问题的能力。并且，他们也总是怂恿他人对真理身体力行，自己却逃避捍卫真理的风险。事实上，他们并不愿意真正付出什么，他们也不认为有任何东西值得付出生命去实现，因此他们的生命也并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价值。
五
贱民之“贱”，意味着一种贱踏，一种对人性的反动。贱并非一定指向贫穷，也不完全是指向阶层低下，贱直接指向内在的愚昧和无知。它意味着将人性中贪婪、堕落、懒惰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它同时意味着永不魇足的欲望。
因此，贱是这样一种表征：当它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时，它总是选择那条最轻易达成的路；当困难之路与捷径之路摆在面前时，它永远选择捷径之路；当人性的高贵与尊严之路在前，它同样如此，它一定会避开，走向人性的苟且与低贱。
贱民出卖自己灵魂的时候，往往认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因此贱民在认知上有着严重的障碍。他们将自己的灵魂封死、焊死，不使其逃逸，同时，他们给自我制造一个厚厚的痂垢，将自己心地柔软的部分直接关闭。这样以来，他们既感知不到他人之痛苦，也体会不到自我之良知。
在任何宏大事件中，贱民扮演的角色是唯恐天下不乱。贱民干的事，永远是乘火打劫、浑水摸鱼。这同样是他们快意的来源。他们善于将恶意转化为快意。当建设之路无比艰辛，他们就会选择破坏之路。
六
高层贱民往往以精英身份和统治阶层的面貌出现。无论是在代理人政治、贤人政治、精英政治还是集中管理的政治中，到处都充斥着高层贱民。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界线：好的政治制度压抑贱民的表现，而不好的制度则鼓励贱民的表演。
高层贱民对于争相掠夺和忘乎所以的获取充满着激情。他们表面上是一幅凛然大义的样子，而背地里却幸庆于自己的位置与权力。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。正是由于这样的人大量存在，人们不得不把“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”称为“政治”。于是政治变成各种利益诉求的集合，在这样的政治表现中，总会有一个人不同于贱民的方式，他以损己利人为法则，从而维系了局面能够继续下去。每种贱民政治的局势下，永远有这样一小撮吃亏、耐磨的人。贱民政治就靠贱踏这样的人保持着局部的公平和正义。
但是，局部的公平和正义显然既不公平、亦不正义。它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，它从来不透露全部真相，也从来不交底。它透露的信息刚好让人认为，一切都是符合规范的。因此，贱民政治用两套规则维系自己的运行，一套规则叫“天下为公”，这个是示人的规则；一套规则叫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这个是办事的规则。
因此，贱民政治是知行不合一的政治。贱民政治也是精神分裂的政治。贱民政治必须使自己健忘，健忘掉良知方可以心安理得。在高层贱民的心目中，他时常会变本加厉：因为良知使他隐隐不安，因此他还要搞一套自我崇拜的把戏，他要找很多群众演员欢呼感恩、万岁，从而自己哄骗自己，糊弄自己的良知。
七
贱民（Pariah）这个词最初是指低等种姓，后来发展到“弃儿”之意。拜登便称，普京将成为国际舞台的贱民、弃儿。
黑格尔在《法哲学原理》中，将“贱民”称之为“否定的理智”的一群人。“否定的理智”意味着对理智的背叛，不仅是不理智，而且要将理智打倒。否定的理智集合了不智、反智与厌智。他们害怕真相被遗漏，害怕启蒙，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。
黑格尔这样论述：他们“把仅仅否定的东西作为出发点，把恶的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猜疑提到首位，然后根据这个前提狡猾地建筑一些堤坝……”在这里，黑格尔用了非常负面的词汇来形容贱民，如“恶”、“猜疑”、“狡猾”。贱民集合了人性中的不善，释放了人性中的恶，并以此作为主导世界的力量。贱民希图用恶意来绑架所有人，贱民将世界导向一条不归之途。由于通过释放人性中的恶来统治世界，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低贱的、低维度的，它无法从恶中脱身。
贱民是如何产生的？在黑格尔的理解中，这是由于当人因为水平低下时，“从而丧失了……正当、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，就会产生贱民”。显然，贱民不具有正当、正直等等正义的品性，他也不具备自尊的感情，因此他可以身居高位而行事卑贱。他不理解什么是正义，他认为谈论正直毫无用处，他将攫取权力得到实惠看作是现实主义和理性精神。
八
贱民政治是容易产生暴君的政治。或者说，暴君和贱民是互相转化的合一体。暴君是最大的贱民，而贱民是暴君的温床。
暴君之所以成为暴君，是因为没有反对者。要么反对者被干掉，要么被收买。这种执行的方式意味着巨大的恐惧。一旦被恐惧笼罩，所谓的“规训”事实上转化为人格的低贱。这便是贱民产生的基础。不论是用暴力还是恐吓，一旦人的尊严被摧毁，人便沦为贱民。
这么看起来仿佛是先有暴君，才有的贱民。实则不然，如果没有贱民作为群众基础，作为征召的来源，是不可能产生暴君的。广泛的贱民群体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作为个体自身，面临用自我贬低的方式获取潜在利益的诱惑。这种自我贬低的方式包括：卑躬屈膝、奴颜媚骨。总有一些人类个体采取软蛋的方式，行使其所认为的生物策略最优解。也就是说，不经过战斗就获得战利品。贱民宁愿采取依附、服从的方式，也不愿意宣告自我的独立和意志。因此，贱民委婉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意志，包裹了个人的独立自由苗头，不使其发芽。贱民为了生存下来，不择手段地降低自我的生命力。
九
贱民始终将活下来放在第一位，久而久之，便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贱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，或者说，其意义是保持肉身不被消灭。
贱民对待其它生命的方式，便如同他所受到的方式。残暴、冷漠、无情。贱民被他人看得很低，因此也自视甚低，同时对其它生命也毫不怜悯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贱民与暴君有一致性：那就是在自我能掌控的权力范围内，获得唯我独尊的快感。
贱民对待任何动物都像对待牲畜一样，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被当作人看过。贱民和奴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只不过，贱民被另一种比较隐性的方式奴役。到处都充满着宣教、劝言和指示，使他主动地配合奴役，并以此为荣。因为如果把“奴役”换成“一切跟主人走”，他们就信了。如果把“奴隶”这个身份换成“奉献光荣”，他们就喜不自胜。
既便是高层贱民也脱离不了这种奴役性。因为他们也必须唯上是从、对上负责。他们享受这种精神奴役，因为转过身去，他们就可以如法炮制，奴役他人。一直到一个最高层的顶点，也就是暴君，他也会进行自我奴役。他逼迫自己变得勤劳、洞察一切，剪除异己，防止变故。他变得怀疑一切，猜忌所有人。这便是贱民人格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十
只有汉娜－阿伦特将“贱民”予以词性的转换，她对这个词注入深深地同情。她将其作为一个概念用来形容犹太人的命运。她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考虑良久，并深入地认为：个人的社会同化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政治解放。
阿伦特沿用了一种划分：她将犹太人分为“暴发户”和“被遗弃者”。暴发户好理解，就是那些成功走向主流、拥有社会财富的犹太人。而被遗弃者呢，这个词汇正是贱民、弃儿的同一词：Pariah。
然而，在阿伦特的心目中，只有被遗弃者，恰恰代表着高贵的一面，代表着值得一过的生活。她将“被遗弃者”分为四类：第一类以诗人海涅为代表，第二类以一位“犹太复国运动”的精神领袖为代表；第三类以卓别林为代表；第四类以卡夫卡为代表。
这些“贱民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过的是一种甘于放逐的、主动边缘的生活，但这种生活最接近真理。这才是阿伦特想要的“积极生活”。但她同时注意到，人类的劳作并不具有和政治生活同等的尊严，于是，“沉思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”。
阿伦特认为自己也是被遗弃的贱民，她身居这样的土壤之中，她过着一种独立思考却又被无限流放的生活。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之中，贱民获得了一种反转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昭示着参与和觉醒。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，也是唯一可以拯救贱民尊严的力量。正是在这样的力量中，贱民因为有了光芒的涌入，获得了超越尘世的合法性身份。
2022.9.13
